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
关于该书
《娱乐至死》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其实这本书不能正经算是一本书，篇幅非常短且结构更像是一篇论文或者报告，我在周末总共花了大约三个多小时，断断续续看完了它。该书作于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在中国还是稀罕物的电视，已经在美国扮演起了举足轻重的媒介地位。作者针对信息娱乐化这样的大众现象，进行了反思，并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带来的娱乐属性对于思考模式的剧变和社会文化的消亡。
娱乐至死的根因与应对
现在回头来看“娱乐至死”这个结论，大约对了一半。电视没有主宰世界，却和后来的互联网、电脑/手机一样，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信息表现和传递形式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内容的丰富化、用途的娱乐化、消费的便捷化，都是肉眼可见的趋势。最新的移动APP流量调研显示，短视频类应用已经占据了互联网流量的头号宝座。让无数人上瘾的短视频流，也大致符合了作者所说的几十秒就能呈现一个完整的节目的规律。
另外一方面，作者称娱乐至死是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导致的结果。事实上，信息呈现的丰富度与我们的思考的深度呈负相关性。承载的信息越少，例如文字，就越需要我们开动大脑，去挖掘其背后的含义。例如一张1080x720像素的普通照片，其蕴含的基本信息除了单纯的光线、场景、物体名称、形状、材质等客观数据，还包含了此刻故事本身的内容信息。因此，“使用文字将一张图片上所有信息描述出来”，恐怕是个艰巨到难以完成的任务。同时，一句凝炼的诗句，例如“长河落日圆”，可能通过读者的大脑加工，可以产生不同的静态或是动态意象。因此，具象化和抽象化中间的信息鸿沟，是由人脑思考这一过程来填补的。
既然这一切都是大脑思考的多寡导致，对于电视等富媒体平台而言，与其说“娱乐至死”是技术和媒介的进步导致，不如说懒惰是人类的天性。在看电视时，面对海量具象化的信息，我们的大脑通常选择偷偷怠工，只做简单的“遗忘”或“享受”（娱乐），却很少加工处理乃至记忆存储它们。
了解了根因，我们就能针对性地应对这样的困境。可行方案：
- Preprocessing阶段 - 选择性接收：“娱乐至死”的原因之一便是信息量爆炸。主动筛选信息，就从源头上避免大脑时常处于信息过载状态。另外，从海量的输入中提取所有的信息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预设我们的关注点。一旦有我们感兴趣的信息涌来时，我们能让大脑兴奋起来，积极地处理这些数据。
- Processing阶段 - 有意识地监控大脑状态：大脑在偷懒时需要有意识地纠正它。尤其是当我们在学习时——这通常是个枯燥的过程。这里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反复纠正大脑的溜号行为，培养起更好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适应能力，最终收获知识汲取和思维成长乐趣。
- Postprocessing阶段 - 信息回炉再提炼：“吾日三省吾身”。对于我们接收的、处理过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处理信息过程中的状态表现，要时常反省和思考，并归纳总结。
关于技术有罪论
作者认为“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从二分法来讲，这是技术所带的功能属性反过来决定技术本身。
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某种技术的最广泛使用场景就决定了它的定位，但这并非是固定的，可能会随时间和其它因素而改变。举例计算机里的显卡（GPU）技术，它的诞生与发展都与游戏息息相关，让家长们听到孩子口中提及显卡，就能立即联想到游戏用途。即使事实上GPU与相当多的计算图形应用有关，比如CAD设计、模拟仿真等。而在当前，凡提到GPU，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将它与机器学习相关联了。事物，包括它的功能属性，都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从而其定位和评价也是随时变化的。
作者还认为技术中立是鬼扯。由上一段的讨论，似乎很容易得出技术是中立的，然而我认为，在某一语境、某一时刻和社会背景下，技术的发明具有倾向性。比如原子弹的发明，当时就是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目标来驱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夜以继日工作的，绝非是为了让全人类用上清洁的核能。
有必要澄清，这里需要区别发明人的意图与大众对它的定位。一旦该技术被发明出来，它的功能用途就交由使用它的大众来定义，最终在演化中也未必遵从技术发明人的初始想法。电视发明者的出发点可能并非是将它作为一个大众娱乐工具，很可能在发明之初，电视与电报、电话一样被作为信息沟通的技术手段。然而在人们的大量使用中，电视变成了不间断播放各种娱乐节目的发光盒子，其定位也异化成了大众娱乐工具。
读后感想
- 多读书，书籍是人类思维的结晶，读书更能激发人的思考，训练人的思维。
- 娱乐和学习难以统一，最好能将工具按用途作专业化区分。比如需要作为学习用途的电脑就不要以各种理由安装游戏。
- 信息爆炸和快餐化的年代，要筛选和过滤那些看似重要实则对你毫无用处的信息。
精彩内容划线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
我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
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
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当大脑的显微镜之外还有什么？
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
认识论是一门有关知识的起源和性质的复杂而晦涩的学问。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
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谚语和俗语不是什么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
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
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
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
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
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特别是在西部各州。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一群人听他说上两三个小时。
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演讲？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
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宗教目的而设立的——纽约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新泽西州的海洋树林、密歇根州的海湾之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朱纳鲁斯卡，但后来都被改为会议中心，用于教育和开发民智。
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
“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
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借用斯蒂芬·道格拉斯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话就是：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激情。
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
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
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第5章 躲躲猫的世界
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
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
“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F·W·赫舍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
加夫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
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
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
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
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以及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以及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
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
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从15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被派上这些用场。
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
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
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
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
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第7章 “好……现在”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电视——上帝保佑它——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
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全国宗教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执行主席总结了电视传教士的不成文规则：“只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信条。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寓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寓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
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线。
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权利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专制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
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