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意义

与绝大多数侃侃而谈的心理学著作或是心灵鸡汤不同,弗兰克尔的这本书以纳粹集中营的真实经历作为第一部分,让读者在地狱中细细品读人生的意义,感受自由的光辉和积极的态度带给人生的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再讲意义疗法时就能起到振聋发聩一字千钧的作用了。

后记中提到,作者在集中营里亲自送走了父亲,离开集中营后立即得知怀有身孕的爱妻早已惨死狱中的事情,他仍然奋笔疾书,只用9天就完成了这部《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在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诠释生命的意义。正如康德所言,“理性为自然立法”。

前言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生活并非弗洛伊德所宣扬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祈求快乐,也并非阿德勒所教导的那样,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弗兰克尔发现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在亚瑟·米勒的剧本——《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中有一幕,讲的是某位中产阶级上层的绅士向占领他所在城市的纳粹军官出示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包括大学毕业证、杰出市民推荐信等等。纳粹军官问道:“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吗?”绅士点点头。纳粹军官立即将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告诉他,“很好,现在你什么都没了”。于是,绅士彻底崩溃了,因为于他而言,做人的尊严依存于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没有尊严,精神也随之崩溃。对此,弗兰克尔会争辩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

我们最终认识了人类的本来面目。切记,人类不仅指那些发明了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也指那些唇边默颂上帝或圣母玛利亚并径直走进毒气室的人。

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享受”最后几天监狱生活的犯人则是吸烟者当中的特例。每当看到狱友吸烟时,我们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勇气一旦失去,几乎就不可能再挽回。

“我只乞求你们一件事,”他继续说,“如果可能的话,每天刮脸,不论要用锋利的玻璃,还是用最后一块面包换刮脸用具。只有如此,你才能看起来更年轻,而且,刮脸还会使你脸色红润。想活下来,你唯一的办法是,看上去能干活。如果你脚后跟起了个水泡,走路瘸了,党卫军看见你这样,就会把你招到另一边。第二天,你就肯定要被送进毒气室。你知道 ‘Moslem’是什么意思吗?那些看起来可怜兮兮、落魄潦倒、体弱有病、不能干体力活的人就是 ‘Moslem’。或早或晚,一般会比你预计的时间要早,‘Moslem’就会被送进毒气室。要切记:刮脸,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擞地干活,你就不用怕毒气。

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

忽然间,我一生中第一次领悟到一个真理,它曾被诗人赞颂,被思想家视为绝顶智慧。这就是: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我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秘密的真正含义:拯救人类要通过爱与被爱。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这句话“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我不知道妻子是否还活着,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集中营里无法通信)。但在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也没必要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爱、我的思想以及对于爱人形象的回忆。即使我知道妻子已死去,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殷切思念,我与她的精神对话同样生动,也同样令人满足。“心就像被上了封条,一切如昨”。

恋恋不舍的回忆使他们无比幸福,他们假装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生活在遥远的世界,渴望能够乘公共汽车旅游、打开自己公寓的大门、回电话甚至仅仅是打开灯。我的思绪常常集中在这些琐事上,回忆让人泪如雨下。

培养幽默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艺术时学到的技巧。尽管在集中营中苦难无处不在,但还是有可能运用生存的艺术。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苦难就好比毒气。如果向空荡荡的毒气室灌入一定量的毒气,气体将完全而均匀地弥漫开来,不管房间有多大。人的苦难也是这样,它完全占据了你的灵魂和意识,不管苦难是大还是小。因此,人苦难的“量”完全是相对的。

集中营的犯人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一切皆有定数,不要试图去影响命运,而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此外,犯人们对一切都漠然处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情绪。

我们曾经是,或者曾经把自己想象成是“人物”,而现在我们的待遇形同猪狗。(人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的认识寄托于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这种精神性的事物不会被集中营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拥有这样的自觉,更不用说囚犯?)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他不能过创造性或享乐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托马斯研究过人在类似集中营环境(比如隔离病区那些不知何时能回家的结核病人)中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也经历着类似的生活状态——没有未来,没有目标。

:在时间上,人会痛切地感受到集中营生活的无期;在空间上,则是监狱活动范围的逼仄。

看不到未来的人之所以自甘沉沦,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老在回忆。我们曾经说过,犯人容易忆旧,为的是忘记眼前的痛苦。但剥去当下的现实性就会蕴涵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容易忽视积极度过集中营生活的机会,而的确存在这样的机会。将我们的“临时的存在”看做不真实的,本身就是使犯人丧失对生活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一切都成为无所谓的了。这种人忘了,正是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人才有实现精神升华的机会。他们不是把集中营的苦难看做对自身内在力量的考验,而是很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把生命轻易抛弃。他们更愿意闭上眼睛,生活在过去之中。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是无意义的。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老穿破鞋,我的脚伤得很重。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路,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风刺骨。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支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儿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到“作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

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正确的应对也只能有一个。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一旦我们明白了磨难的意义,我们就不再通过无视折磨或心存幻想、虚假乐观等方式去减少或平复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经受苦难成了一项我们不能逃避的任务。

我们有太多的苦难要经受,因此,必须直面所有的苦难,不能软弱,眼泪是无用的,但也不必讳言流泪,因为眼泪见证了人们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只有极少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曾经痛哭过,在被问及他是如何度过难关时,我的一个狱友就羞答答地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

我开始念叨最琐屑的好事。我说即便在二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欧洲,我们的情况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糟。我说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遭受的难以挽回的损失是什么?我推测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损失很少。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无论如何,我们的骨头架子都还没散掉。不管我们经受过多大的苦难,将来那都是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我谈到赋予生命意义的许多机会。我告诉狱友们(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也叹口气),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会没有意义,而且生命的无限意义就包含着苦难、剥夺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专心听讲的狱友们正视当前严峻的处境。他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而应当鼓起勇气,坚持斗争,始终保持尊严,坚守生命的意义。我说有人在看着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表现,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着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们骄傲地而不是悲惨地面对苦难,并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意源性神经官能症

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担心乃至绝望是一种存在之焦虑,而绝非心理疾病。医生很可能是用后者去解释前者,导致他看不到患者对存在之绝望。

心理—动力

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里,你会发现,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写过集中营题材的其他作者及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战争的战俘营里做过精神病调查的人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某些精神卫生学说主张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学术语称为“体内平衡”),这种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

存在之虚无

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叔本华的话了: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

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苦难之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不可避免的不幸之重负由于对不幸感到不幸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超级意义

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限意义。意义比逻辑要深刻得多。

生命之短暂

使生命丧失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痛苦,还包括死亡。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生命中真正短暂的是潜力,一旦潜力得到了实现,那么在实现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现实。它们被保存下来,成为历史,在那里它们得到了救赎,免除了短暂性。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的失去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保存。这样,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并不会使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但它的确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必定短暂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在多种现实可能中做出选择,哪些可以不予理会,哪些应当努力实现,哪个选择一旦成为现实就变成了“时间驿站中不朽的印记”。在任何时候,人都必须决定哪些可能性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通常,人们只想到短暂性本身,而不去想它之前有过的丰富果实,他曾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曾经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一切都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被忘却。我应该说,“曾经存在”是最为确定的一种存在。意义疗法因为牢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所以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写在后面的话

应该记住的是,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在集中营,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人早晨5点拒绝起床干活,而是赖在牢房里,呆在满是屎尿的草垫子上。无论你警告还是威胁,统统都不管用。然后他们一般会拿出一支藏好的烟,开始抽。那一刻,你会明白:他会在48小时内死亡。意义的导向减弱了,结果是对即时快乐的追求占了上风。

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

我发现这一病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

失业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是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引起的,还有一些抑郁症是由心理原因或生化条件导致的,相应地,我们应分别给予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但是,只要是和无意义感有关的,我们都不要忽视或忘记一点,那就是,它不是一个病理问题,而是神经官能症的反应和表现,我甚至说是人性的体现。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安妮玛丽亚·冯·福斯特梅耶做出的结论,即90%的酒精依赖患者都有深刻的无意义感,斯坦利·克里坡纳的研究则表明,100%的毒品依赖患者认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没有意义”。

做个类比,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它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但是在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前,整个电影的意义是不能确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每个镜头的意义,那么对整个电影的意义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濒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对意义的认识与经典的“完形”不同,因为后者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能够做些什么”。

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发现意义疗法中“体验同成功一样都具有价值的观念,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过度强调以内心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成功的做法”。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他能够把个人悲剧转化为胜利。

奥地利民意调查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

悲剧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死亡,但是也涉及生命,因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死亡,而每一时刻都不会再重复。那么,生命的这种短暂性难道不是使我们尽量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刻的最好提示器吗?它肯定是的,因此我提出一个忠告: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

鉴于人们仍有可能在磨难中找到意义,那么生命之意义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潜在意义上讲是这样。无条件的意义伴随着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人的尊严具有了持久性。正如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个人的价值也一直与他(她)同在,因为这是基于他或她过去实现了的价值,而不论他或她现在是否还有用。

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

将人的尊严与有用性混为一谈,是概念混乱,而这种混乱反过来可追溯到当下泛滥的虚无主义思潮。

治疗师就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使患者摆脱虚无主义,而不是向其灌输犬儒主义以对抗虚无主义。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猡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后记

弗兰克尔告诉听众:“我们自己必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要回答那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担负起生活的责任。”这一信念成了弗兰克尔个人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基石。

他视自由与责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美国听众,他爱说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在西海岸立一尊责任女神像以衬托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他说,要实现个人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主观的快乐,办法是去做某件“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献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

人类做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在做出个人选择时,我们肯定了我们的自主性。“一个人不是万物之中的一物,物是相互决定的,”弗兰克尔写道:“但人最终是自主决定的。他现在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都是自主决定的结果。”

他喜欢说精神病学的目的是灵魂的治疗,而灵魂的拯救是宗教的事情。

他开玩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深度心理学”强调切入患者的过去和潜意识的直觉与希望,而他不是,他奉行的是“高度心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前途和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强调来帮助别人通过自我超越而达到人生意义的新高度,这些是通过积极的努力、适当的方法、接受限制以及明智的决定来实现的。他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认识到应该运用自己选择的能力去实现个人的目标。在写到“悲剧性乐观主义”时,他提醒我们“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除非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否则一切会越变越糟”。

作者介绍

正如弗兰克尔所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